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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乘旦:谨防大众史学成为“戏说乾隆”

作者: 生活小助手 发布时间: 2019年10月27日 13:52:10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。几十年中,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,就是研究越做越细,课题越做越小、也越做越深。

这种越做越细、越做越小、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,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、做小、做深——不深、不细、不小,大而不当,不接地气,从空到空,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,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。所以,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,这是有目共睹的。

历史学研究中一种“反体系”思潮倾向对历史学研究会造成一定伤害

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,有一个苗头也日益明显,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。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——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(硕士生、博士生)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,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,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,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;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,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。题目小就是好,越细、越小越好。小题目无需框架,更不需要体系。

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?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?这些问题无足轻重,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。更有甚者,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,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。因此,一种“反体系”思潮广为流传,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。

钱乘旦:谨防大众史学成为“戏说乾隆”

从20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,碎片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了,有些人倾向于不要体系,抛弃所有框架,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,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。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,变得越来越碎片化。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,它解构一切。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,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。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。

题目不分大小,篇幅不分多少,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

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?答案是肯定的。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,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。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,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,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。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,史料本身是碎化的,是散乱的,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,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,让它们成为“历史”。

历史学家的工作,第一是寻找史料,第二是整理史料,如果还有第三,那就是“书写历史”,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。无论是寻找史料,还是整理史料、书写历史,“体系”始终在发挥作用,比如,就史料而言,它存在于很多地方,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,也很混杂。历史学家的任务,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,梳理成“历史”。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、值得写进“历史”呢?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。

通常出现的情况是: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,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,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,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,毫无奇怪之处。可是,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、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?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,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,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。

钱乘旦:谨防大众史学成为“戏说乾隆”

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,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,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,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,也无法书写历史。如果没有体系,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,不能成为“历史”。

我认为历史学的“体系”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,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。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,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。就体系而言,框架是关键,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。

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,题目不在于大小,而在于有没有框架: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“以小见大”,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。没有体系、没有框架,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。所谓碎片化,并不是说题目小,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。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;相反,很大的题目,无数的史料,一百万、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,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。所以,题目不分大小,篇幅不分多少,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。

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。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,中文书名是《世界:一部历史》,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-阿迈斯托。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,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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